随着中国民众超重与肥胖比例持续上升，慢性病风险也相应增加，这不仅影响公共健康，也可能对医保体系构成沉重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家卫健委罕见地在“两会”期间强调“体重管理”的重要性，此举引发外界对中国肥胖问题的广泛关注。
3月9日，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示，自2024年起，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为期三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旨在提升社会大众对体重管理的重视，推动健康饮食与积极运动，为慢性病防控奠定基础。
自去年以来，中国国家卫健委陆续发布《成人肥胖食养指南》、《肥胖症诊疗指南》和《体重管理指导原则》，凸显肥胖已成为中国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美国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RAND）中国政策高级研究员、流行病学家黄志环（Jennifer Bouey）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肥胖问题的确相当严重。
黄志环说：“2020年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成人过重率是34.3%，肥胖率是16.4%，加在一起超过50%，儿童肥胖率也是非常高。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大的改变，在1980年代，全中国过重率只有5%到7%，肥胖率只有1%。”
当前，中国官方采用BMI（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作为肥胖标准，其中BMI在24至28之间定义为超重，超过28则属于肥胖。去年底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预测，到2030年，中国超重及肥胖人口将达到65.3%，届时肥胖相关疾病的医疗支出恐攀升至4180亿元，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21.5%。
“肥胖”作为全球病 北京格外头痛有个中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肥胖是全球性问题--经济增长带来了充足的食物生产，同时也促进热量摄入过剩及其他生活方式的变化（如久坐不动），这都加剧了民众肥胖，进而罹患慢性病的可能。
黄志环就此谈道：“（肥胖率攀升会导致）今后20、30年肿瘤、心脏病、代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在全球范围都有非常高的提升，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热点在中国和印度。从病理来说，肥胖症跟很多疾病都有相关，包括一些生殖性的疾病，生殖健康问题也都和肥胖症有关系，……二型糖尿病也和老年痴呆有关，这些都是花销非常大，而且对公共健康影响非常大的疾病。”
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医学院教授、预防医学研究中心项目主任兰德尔·斯塔福德（Randall S.Stafford）则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本台记者，在东亚和南亚肥胖会带来更大的健康问题，这也使得当地政府更加担忧：“与欧洲和非洲血统的人群相比，由于基因差异，东亚和南亚人群在较低的肥胖水平下便更容易出现代谢问题，从而增加罹患慢性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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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日的记者会上，雷海潮也强调，今年有关部门将持续推进体重管理，具体的措施涵盖三面向——落实政府、行业、单位与个人的共同责任，营造良好的体重管理环境，同时鼓励家庭及宾馆更广泛配置体重秤；加强体重管理相关知识宣传，提高公众健康意识；以及在医疗卫生机构增设体重管理门诊，为民众提供更专业的健康指导。
对此，斯塔福德分析认为，北京当局促进民众减重背后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希望以低成本预防措施，减少未来在昂贵且复杂的急性医疗服务支出，此一考量相当合理。此外，斯塔福德补充道：“体重控制还带来额外的好处，包括提高经济生产力，尤其是在老年阶段。”
黄志环则在比较美中两国的体重管理政策时指出，为应对居高不下的肥胖率，美国的公共卫生干预主要从学校和社区教育入手，同时，各州也相继出台食品相关法规，要求食品企业在包装上标注更详细的营养信息。而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主要通过发布研究报告，为各州政府提供技术支持。
相较之下，黄志环认为，中国政府在体重管理方面的社会干预相对不足，亟需提升公众对肥胖问题的关注。这或许也是为何在“两会”结束后，国家卫健委公开强调减重问题。
黄志环说：“（中国的）肥胖除了跟工业化有关，也有一些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国经济在40年变化很大，大家的食品观念却还停留在很陈旧的概念，特别是老一代人；再加上中国儿童过去30年一胎化政策，再加上比较陈旧的观念，小孩的肥胖率，特别是男孩子的肥胖率非常高；中国肥胖率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男女差别很大，……这跟文化影响很有关，对女性还是非常注重体重，对男性就没有这样的要求。”
斯塔福德就此建议，更健康的生活方针应强调增加身体活动、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关注压力管理和睡眠质量，以及在减重之前先维持健康的体重。
责编：李亚千；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