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陈炳根之死
陈炳根是深圳特区创办后第一任房管局长。在中国，当房管局长，很容易把自己送进监狱。1991年5月，他因为与人私分一笔房屋建筑工程利润款被揭发而入狱，6月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陈炳根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绑缚刑场执行枪决。陈炳根贪污的款子只有十一万元人民币，这点钱，若是在今天，别说一位房管局长，就算有人装个红包送给一位村长，也未必值得村长看上一眼。
说起陈炳根，是因为我认识他，并且他当房管局长和我有点关系。
陈炳根原是广东省副省长李建安的秘书。李建安来深圳，接受过我的采访。采访副省长，要通过秘书安排时间，陈炳根很帮忙，我便与陈炳根认识了。
1985年李建安退休，撇下陈炳根不管了。陈炳根想到深圳谋一份差事，就来找我。他一副落魄的样子，对落魄之人我是愿意帮一把的，我便去找深圳市的一位主要领导。那位领导对陈炳根也有印象，便叫来组织部长，看有什么空缺，那时刚好深圳组建房管局，就任命陈炳根当了房管局长。
没有我的帮忙陈炳根当不上房管局长，但我从来没想过要陈炳根报答我，只是认为他会把我当作朋友。不久我调离深圳赴海南任职，有一次回深圳家中，上街闲逛路过房管局，便去找陈炳根聊聊天。不料一见面，他不认识我了，说了句他很忙，便把我撂在一边。我悻悻然离开房管局。有人告诉我，他确实很忙，请他吃饭得排几个月的队，他早就不是原来的陈炳根了。
我第二次去找陈炳根倒是有求于他。我虽然在深圳特区创办之初便在深圳工作，但一直没有入籍深圳。大约1983年，深圳市分了四套房子给《羊城晚报》记者站，其中一套我居住。我调《人民日报》工作，便把这套房子从《羊城晚报》带到《人民日报》。后调海南工作，《人民日报》不再解决我的住房问题。深圳实行房改，我没有深圳户口，不属于房改受惠者，留在深圳工作的妻子便面临无房可住的困境。此时我想到陈炳根，于是硬着头皮再去找他，请他帮帮忙，将这套房子转到我妻子的名下，参加深圳的房改。这对陈炳根只是举手之劳。那天我到深圳房管局，足足枯坐三个钟头等陈炳根接见，终于等到，他接见我五分钟，仍然像是不认识我。听了我的要求，只说了四个字：研究研究，便把我打发走了。从房管局出来，我发誓即使失掉这套房子，再也不会去找陈炳根了。
我是流亡海外后听到陈炳根被枪毙的消息，没想到，陈炳根之死仅仅因为贪污十一万元。尽管犯了法，本不至于死。法院是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做出判决的：“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按照对陈炳根的依法判决，现在的中共官员，怕是一个都活不成。
陈炳根贪污的情节怎样“特别严重”？这里面还有没有其他内情？我无从打听。由此我想起另一桩死刑案。1983年，法院处死了广东省汕头地区海丰县委书记王仲。海丰地处沿海，走私猖獗，王仲从缴获的走私品中顺手牵羊，几年间装进口袋里的脏货价值人民币六万六千元，无非是一些电子表之类。这六万六千元脏货，王仲大部分用来巴结地区和省里的高官。案情由新华社写成内参，当年的中纪委书记陈云，在内参上批示八个字：“乱臣贼子，留之何用”，本不致死的王仲就被陈云的八个字送上了刑场。王仲至死也没有透露他的走私品送给了地区和省里的哪些高官，因此他死后，他的妻儿得到很多人的暗中照顾。80年代初我曾采访到广州参加反走私会议的王仲，他作为反走私模范县的县委书记，在会上介绍经验。那时距离他被枪毙不到两年时间。
其六：与陈炳根相比，另一场人生悲剧发生在深圳特区建立之初一位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身上，他就是叶澄海。
我认识叶澄海，是从他所涉及的一个案子开始。1981年下半年，深圳的两起走私案引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亲自办案：一件是国务院第四机械工业部（后来的电子工业部）深圳分部电子元器件走私案，另一件是罗湖区的尼龙布走私案。当时，叶澄海任中共罗湖区委书记，据说涉案颇深。半年不到，两个案子都有了结果，陆续在报纸上公布：四机部深圳分部的经理锒铛入狱，叶澄海安然无恙，继续当区委书记。
其实，两起案子，与其说是经济案，不如说是政治案。案情并不严重。中纪委将其作为石头，扔出去，打击深圳特区。我为叶澄海能在案件中脱身感到高兴。
叶澄海是广东梅县人，是梅县人氏叶剑英元帅的老乡。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特区建立前，他曾任宝安县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后提拔为县委副书记。深圳市一建立，他便被委任为市内最重要的一个区罗湖区委书记。叶澄海为罗湖区的发展竭尽全力，办工业，建立商业网点，打通外贸渠道，引进外商投资，维持社会治安，每一项工作都有声有色。无论在罗湖区内，还是在深圳市内，叶澄海都不负众望。不久，他就被提拔为市委副书记兼任罗湖区委书记。
有一天，我走在街上，天下着濛濛细雨，突然有辆小汽车停在我身旁，叶澄海笑嘻嘻地打开车门，拉我上车，送我去目的地。我并非显赫人物，仅一名记者耳，居市委副书记高位的叶澄海仍如以前一样平易近人。平时，他不要司机，出门都是自己开车，遇到顺路者，无论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搭人一程。在区委机关里，他也从不摆架子。
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贤慧，夫妻感情甚笃。据说，他人民大学毕业后，为了夫妻团聚，放弃大城市，要求分配到边陲小县来。
叶澄海仕途看好，有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谁也不曾料到他有坠落的一天。
1985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部来了调令，任命叶澄海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对外经济委员会主任。那一年他四十出头，是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人们预测他，是省委第一书记或省长的接班人，不然就在省里干几年，再回深圳，接任市委书记或市长。我也为他高兴，佩服栽培他的人身独具慧眼，堪称伯乐。
有道是：权力会腐蚀人。叶澄海成了广东省灸手可热的权势者，也注定要经受金钱美女的引诱和党内斗争的打击。叶澄海在两者面前都败下阵来。
他高升以后，我到广州时，曾登门拜访。并非想高攀，只是老朋友叙叙旧，但不得其门而入，挡驾的人传出他的话：很忙。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找过他。我把我吃闭门羹的事告诉他的一位老上级，老上级也有同感，说：别说是你，现在连我也难得见到他。叶澄海对过去的老朋友、老上级都视如路人，甚至气指颐使，毫不尊重，再也没有停下车来搭人一程的平易和亲切感。
那么，他开始对什么有兴趣呢？女人。喜欢女人也没什么大不了，问题在于：那是什么样的女人？此女人大名鼎鼎，是早年香港电影界第一脱星，有“肉弹”之称。1980年代，脱星虽徐娘半老，仍超级性感，令登徒子们垂涎三尺。国家改革开放了，脱星不甘寂寞，频频进出罗湖桥，游走于广、深、珠各地高干之间，竟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她一会儿说要建一座亚洲最大的电影城啦，一会儿又说拉香港大老板投资盖摩天大楼啦，弄得许多中共高干在她的石榴裙子下团团转。我为此曾提醒一度被“肉弹”弄得迷迷糊糊的珠海市主要领导，离这位“肉弹”远一点，千万别被她弄到床上去。
叶澄海是省委常委兼省外经委主任，动一动手指头，就可以批准一个投资案，让人赚大把钱，自然是脱星的重点目标。就这样，他俩一来二去，不清不白起来。
事情发生在广州东方宾馆。当叶澄海与香港“肉弹”在房间里翻云覆雨的时候，两人的举止，被仪器记录下来。谋划这次置叶澄海于死地行动的，是一位老资格的副省长，已去世，把叶澄海搞下台，是他去世前的一次杰作。
中共中央做了决定：撤销叶澄海现任职务，发配到湖南省山区的一个县里当副县长。叶澄海不服，不肯去，说被人陷害，要上诉。中央来了指示：如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威严的中共中央面前叶澄海不能不就范。
我去国之前，听朋友说：叶澄海流放了几年后，奉湖南那个县所在地区的派遣，担任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又回到了他的发端地深圳。后来，他自己开公司，做生意，发了大财，二十年不到，又成了一条好汉。
香港“肉弹”糟蹋了叶澄海后，去了北京，游走于解放军各军种的武器装备部门，涉入帮解放军进口装备的生意，还与某开国元勋的后代上演了一场生死恋。那是脱星人生最后的香艳故事。
（七）
1987年的10月，我离开了工作了五年多的深圳经济特区，前往海南任职，那一年我四十一岁。
海南原本是广东省辖下一个行政区，属于副省级建制，即将脱离广东，独立建省，办成一个大特区。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副组长梁湘已先期到达。他们都年过七十，从第一线领导岗位退下了，一个曾担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一个曾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
海南独立建省，办成一个大特区的建议，是时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提出。许家屯受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委托，前去海南考察，为面积仅次于台湾、资源比台湾丰富却穷困破败的海南岛寻找一条出路。深入考察了海南的许家屯回到香港便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海南独立建省，办大特区，实行比深圳特区更加特殊的经济政策。许家屯的建议经赵紫阳首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获邓小平批准，海南建省就这样决定了。
梁湘奉命去海南上任之时，叫我陪他一起到海南走一走。路上，他提出要我随他一起去海南工作，担任未来省政府的秘书长。我对这个职务毫无兴趣，便以从没担任过政府职务为理由谢绝了。梁湘说哪么你就干你的本行，担任《海南日报》总编辑。过几天，他又说，他已经和许士杰商量，许士杰也向我发出邀请。
1970年代中后期我曾担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驻肇庆地区记者，许士杰为肇庆地委书记。当梁湘向许士杰提起我，许士杰说，他与我早就是熟人。这两位长者的面子都很大，如此一再邀请，再不接受他们的好意，我就显得不识抬举了。不过，说实话，我愿意去海南工作还有另一层因素：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按照赵紫阳描绘的蓝图，是经济与政治改革、包括新闻文化改革同步进行。我也想在中国新闻改革的领域有所作为，作为男人，我有获取权力施展抱负的冲动。《人民日报》记者固然居于中国记者职业的顶尖位置，一篇报导或许就能对中国产生某种影响，但那毕竟限于个人，唯有获得掌握一个报社的权力，才能把心中新闻改革的愿望付诸实施。况且，我断定，未来的《海南日报》，一定是全国瞩目非等同一般的省级党报。
许士杰和梁湘，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去《人民日报》约见社长钱李仁、总编辑谭文瑞，请《人民日报》支持海南建省、办大特区，他们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调我出任《海南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人才济济，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人民日报》记者调地方报纸出任总编辑，我也不是第一人。钱李仁、谭文瑞爽快答应了，调令很快下达。
我出生于东北黑龙江，在广东长大。我是中共解放军四野南下军人的后代，我的父亲跟随他的司令员林彪，从东北打到海南岛。父亲1955年从部队转业到广州地方工作，我随母亲到广州与父亲团聚。我就读的广州东山培正小学和广雅中学，是广东的中共南下干部子弟聚集的学校。我读中学与赵紫阳的长子赵大军同学，在赵紫阳的眼里，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在深圳任《羊城晚报》记者站长和《人民日报》首席记者期间，曾跟随来深圳视察的赵紫阳贴身采访。我到海南上任之前，《人民日报》老记者林里提醒我应该去赵紫阳家，告诉他我的去向。林里曾在广东工作，与赵紫阳稔熟。一天晚上，我们乘坐《人民日报》派的车，进入中南海赵紫阳家做客。赵紫阳对我到海南工作大加赞扬，问是不是梁湘要我去的？我说是。赵紫阳说：“海南要建大特区，年轻人应该到最具挑战的地方去。”见赵紫阳之前，我对去海南工作，一直三心二意，赵紫阳的鼓励，不容我犹豫了，不能打退堂鼓了，只能一往无前跨越琼州海峡了。
我知道琼州海峡的水很深，但不知道深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去海南工作最后是什么结果，为了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我对许士杰、梁湘和钱李仁提出要求，只把党组织关系迁去海南，行政关系留在《人民日报》，在海南干三年，三年后回《人民日报》，他们都答应了。但几个月后，答应的都不算数，梁湘催促我赶快把行政关系迁来海南，否则就不是全心全意建设大特区，《人民日报》催促我赶快把行政关系迁走，说将来可以再迁回来。我无奈，只好回北京办理手续。《人民日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高新庆在家里设宴为我送行，我为离开《人民日报》闷闷不乐，喝多了，当着高新庆等同事的面大哭一场。
在《人民日报》，想去海南施展一番的大有人在。我的记者部同事、驻安徽记者赵希龙，群工部编辑严建华，来找我，后来他们都成了我在海南工作的好帮手。尤其赵希龙，他毕业于《人民日报》与社科院合办的新闻研究生院，有相当强的新闻写作和指挥报导的能力，他担任《海南日报》总编室主任，统筹版面安排。
接着继续说我去海南上任。离开深圳之前，深圳副市长兼市政府秘书长邹尔康设宴为我送行，赴宴的深圳同行都来向我道贺，我却是心情忐忑的踏上了行程。
那时，广州与海口没有大型飞机通航，我乘坐一架像似用来撒农药的单引擎双翼飞机飞到海口，短短的距离飞了两个多小时，飞机颠簸的厉害，好像每分钟都可能掉下来。此前，我作为记者，曾经到海南采访，到过海口、琼中、保亭、陵水，报导或调查过倒卖汽车事件、特大台风吹袭、黎族人的教育、没有鱼吃的渔民、一位局长开枪杀人，等等。
这一次，也和以往出发采访一样，我提着一个装几件换洗衣服的背包出发了，在濛濛细雨中到了海口机场，接机的海南组织部和宣传部官员，好不容易才认出我，差点把我扔在机场，他们不相信这副模样的我是从《人民日报》来的《海南日报》总编辑。
1987年到1988年建省之初的海南，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怎么会把一个富饶、美丽的海岛糟蹋成这般模样：看不到一幢像样的楼房，看不到一条像样的马路，看不到一间像样的工厂，看不到一块像样的农田。海南建省，适逢连续十八个月干旱，农村河塘无水，农民家里无粮，农田龟裂，并爆发了几十年未曾见过的蝗灾，饥民流窜潮眼看就要起来了。
此时，也1987年10月间，正是“十万人才下海南”大潮开始汹涌激荡之时。只有十三万人口的海口市，出现了中共建政以来罕见的人文景观：没有任何人去号召、去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或坐车，或乘船，或徒步，一窝蜂跨过琼州海峡。人才大潮，从1987年9月，中央宣布海南独立建省、建设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时涌起，到1988年7、8月间减退，前后持续近一年时间。十万，是一个约数，其实不止十万，高峰时有二十万之众。海南人称这十多二十万闯海者为“人才”。
人才们都是自愿到海南求职，参加大特区建设。海南，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南海碧波中的仙境。海南绚丽的热带风光，那婆娑起舞的椰子树，蜿蜒清澈的万泉河，那天涯海角的阳光、沙滩、海浪，还有那会唱歌、会跳舞的黎族姑娘，固然吸引着他们，更令他们神往的是：大特区的广阔天地和美好前景。他们中有人说：当年深圳建特区，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搭上大特区这艘航船。
全国各地的性工作者也趁势而来。海口宾馆前门的小广场，天一黑便成了皮肉交易市场。如果有人喊一声“警察来了！”大家便一哄而散，过一会便又聚拢，继续交易。与性工作者聚集相对应的是，海口大街的电线杆子、树干、墙壁上，贴满了治疗性病的小广告。
闯海的人才，多数来自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和东三省这些内地省份，也有来自京、津、江、浙地区。他们离乡背井，有“男儿安在恋池隍”的壮志。当他们跨越琼州海峡，陶醉了一番海南风情之后，马上面对着的一个现实，就是：如何在这个海岛上求得一份职业，如何使自己能生存下去，暂且不谈生活得美满、幸福和舒畅。
闯海人才在海南的命运令人关注。我那时经常站在海口街头，看人才们东奔西跑的身影。他们中，少有西装革履者，更多的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们的眼神里，饱含着希望，也充满了失望、沮丧、惶恐。白天他们东奔西跑，晚上栖身于海口街道的骑楼下、公园的长凳子上。建省之初的海南，经济远逊于云贵川、陕甘宁、东三省。没有新的工厂、商店，没有科研机构，没有新开张的公司，怎么能容得下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十多万人才？一个月过去了，二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人才们看到了想像中的海南与现实中的海南巨大的差距，一部分人收拾包袱，打道回府；一部分人咬着牙仍然坚持着，相信终有一天找到一块容身之地。
那时海口的一条街道上开了一家“孤独酒吧”，是十万人才最初的杰作。“孤独酒吧”每晚挤满来闯海的人才，借助酒精躲避失望和孤独。我也曾想到这家酒吧买醉，因为那时我也很孤独。
人要吃饭，吃饭需要钱。人才们身上带的钱花光了，为了坚持下来，便各出奇谋。一时间，海口街头出现了许许多多路边小食摊：四川麻辣火锅、云南过桥米线、山西刀削面、陕西羊肉泡馍、河南胡辣汤、东北小鸡炖蘑菇，一块块招牌，夹杂着南腔北调的叫卖声，使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凡。还有人在街头为人画像，有人抱着吉他卖唱。我与一位卖烙饼的青年交谈，他说他是学机械工程的，在贵州一家军工厂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事情干，他不甘心荒废自己，决心来闯海南。我又与一位街头卖唱的青年交谈，他说他音乐学院毕业是学作曲的，在陕西一个地区歌舞团工作，共产党对文化工作所设的诸多禁区，使他的创作源泉枯竭了，海南是开放的地方，他到海南为的是寻找自己的艺术生命。我还与一位夜晚倦缩在公园长凳上睡觉的青年交谈，他说他来自东北吉林省，学的是医疗器械专业，却在一个县城的电影院里当放映员，他觉得学非所用，并且生活太苦了，他闯海南的目的很简单，如果找不到对口的单位，就想办法发点财。
1988年春节过后，多数人才的海南梦都被现实粉碎了。有数百名沉不住气的人才聚集在省委、省政府大门前面游行示威，高喊口号，要求省委书记、省长接见他们。终于，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出来了。他对人才们很不礼貌，险些引起一场冲突。在我的记忆里，省长和书记从来没有接见过这些人才，也没有就人才问题召开过会议，因为他们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海南太穷了，接纳不了这样多人才，就象一个贫穷的山区乡村，接纳不了一批原子能专家一样。眼看着十万人才来了，又走了，这对海南是一件遗憾的事，却是无可奈何的事。
久而久之，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便做出非常举动，我也曾被他们吓一大跳。有天晚上我正在审看报纸大样，一位长发披肩，满脸胡子的人才闯进我的办公室，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命令我放下工作听他说话。他说他是伟大的艺术家，决定来《海南日报》工作。他命令我拿起笔，把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我不敢违令，乖乖地照办。我最后告诉他，他仍然需要到报社的人事处办理申请手续并提供必须的资料，以后没见他再来。又有一天晚上，一位青年闯进我的办公室，他喝醉了酒，他说他是人类历史上几百年都没有出现过的伟大作家，到《海南日报》工作，定能使《海南日报》成为左右世界舆论最伟大的报纸。我请他拿几篇作品给我拜读，他说：世界上没有一家报刊配得上发表他的作品。
我可怜他们，也心疼他们。他们原来应是精神正常的，只不过走投无路，迫得他们说出疯话。
十万人才能在海南找到工作的，不到一两千人。很多海口居民对十万人才下海南，抵触和拒绝，我却看到这是《海南日报》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在十万人才下海南期间，我从这些人才中，招聘了几十名编辑记者，他们中大部分有较高的新闻工作素养，后来成为《海南日报》的骨干力量。没有他们，《海南日报》不会迅速改变面貌，跃升为全国一流的省报。而我当时也为中国内地埋没了这样多人才，刚刚起步的海南却无法享用送上门的人才资源而感到惋惜。
顺便说几句：调进《海南日报》的人才，每一位都经我最后签字批准。我查看报社人事科报来的人事档案，看见不少人的档案袋里，装着一页纸或者几页纸被检举揭发，或者个人在运动中写的检讨、思想汇报等材料。这些材料未经任何核实，应是不实之词，在他们本人不知情且无法申辩的情况下，装进牛皮纸做成的人事档案袋里，长期以至终生跟随着他们，影响他们的任用、提拔，窒息他们的才能。我每看到这些材料，便将其抽出、销毁。我知道这是严重违反中共人事纪律的行为，要受到严厉惩处，但我不这样做，这些有用的人才，便不能调进《海南日报》，调进来也不能受到重用。
（八）
1988年夏天，十万人才下海南大潮逐渐退去，到年底，一轮新的人才大潮又兴起。海南大特区的特殊政策，吸引着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企业，纷纷到海南，兴办一家又一家分支机构和合资公司。一队又一队人马来到海南，一块又一块招牌挂起来。和一年前的人才潮不同，这一次，踏进海南的人才，带来了资金、技术、投资计划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意向。没有人去统计这新一轮的人才潮总共涌进来多少人，估计也不少于十万之众。其中，有许多曾在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包括下了台、蹲过监狱的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他雄心勃勃地在海口办了一家公司，试图在大特区东山再起。毫无疑问，倪献策也应算作一位杰出人才。
海南省大特区建设，在特殊政策下，一靠人才资源，二靠自然资源。但建省前的海南，资源丰富，工农业生产总值却赶不上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县；一年三熟，每年都要从岛外调进五亿斤粮食；风光旖旎，却游客稀少，没有任何旅游设施；四面环海，却没一个像样的港口，数得上的，一个是海口市的秀英港，水深不足十米，万吨货轮靠不上岸，另一个是东方县的八所港，是运送石碌铁矿的专用港。
其实海南岛的陆地面积三万五千四百平方公里，比台湾只少约六百平方公里，但自然资源之丰富非台湾可比。海南有四大资源，人们誉其为宝岛，并非虚言。
首先是热带作物资源。全岛到处是大片的橡胶林。在采割橡胶的午夜至黎明这段时间，胶工们头戴有一盏小灯的工作帽，穿梭于胶林之中，远看，恰似天际繁星闪烁。海南橡胶业从1952年开始发展，奇怪的是，请来指导种植橡胶的，竟是国土延伸到北极圈内，连橡胶树是什么样都没见过的苏联“专家”。海口市第二招待所有一幢幢小楼，就是早年为招待苏联“专家”而建的。原来，当年的东欧社会主义集团，没有一个国家出产橡胶，橡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据说苏联指令中国负责社会主义阵营的部分橡胶供应，于是，没见过橡胶是什么样的苏联老大哥就来指导海南人种橡胶了。
除橡胶外，海南还有遍布全岛的咖啡、可可、油棕、胡椒、剑麻、丁香、腰果、椰子等热带作物，和菠萝蜜等内地人未曾见过的热带水果。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家的热带作物和水果，都可以在海南岛看到。1988年海南胡椒丰收，面临国际市场胡椒价格暴跌，外贸部门拒绝收购，农民卖胡椒难。《海南日报》曾辟出版面，专题报道，帮助农民解决买胡椒的难题。至于海南咖啡，虽不及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咖啡出名，但品质之优，胜过行销世界的雀巢咖啡。尤其万宁县兴隆农场出产的咖啡，是印尼归侨以传统工艺手工炒制，香味之浓郁，口感之好，属咖啡中之上品。
海南有一间规模很大的热带作物研究院，集中了全国顶尖热带作物研究专家，是中国唯一国家级热带作物研究机构。1987年底，我随梁湘省长到该院视察，见其科研硕果累累，可惜的是，由于经费短缺，使许多专项研究无法深入。再加上科研与生产两个领域缺少中间环节的衔接，使一些科研成果长期搁置在实验室里，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海南橡胶品种普遍退化，产胶量少，海南热带作物研究院通过对胶树的提纯复壮，成功地解决了胶树退化的难题。但年复一年，其研究成果始终没有踏出研究院的大门，而全岛橡胶树退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热带作物研究院原本设于海口，后迁到海南岛西北部儋县荒芜的野地上，远离城市，生活环境差，科研人员工资微薄，十人有七、八人不安心工作。在视察中，有位科研人员以为我是梁湘省长的秘书，偷偷塞给我一封信，要求我交给梁湘省长。信写得情词恳切，请梁湘省长帮助他调离研究院，让他到别处发挥所长。我看信后心情黯然，对他深为同情。但如果把不安心工作的科研人员都调走，海南热带作物研究院怕是不复存在了。
再说旅游资源。由于海南地处热带的边缘，全岛随处生长的热带作物，交织成一派绮丽的热带风光。再加上海岛地形复杂，既有高山峻岭、溪涧河流，又有蜿蜒海岸、平缓沙滩，还有民族风情和历史古迹，其旅游资源之丰富，也是中国大陆其他省份所少见。首推的旅游胜地当然是中国最南端的城市三亚。三亚市面对浩瀚南海，长夏无冬，天涯海角、三亚湾、牙龙湾，是人们避寒嬉水的好去处。天涯海角的海滩上，有从天而降的巨石，石上刻着历代文人墨客的题词。来到牙龙湾，则是另一种情景：望不到尽头的海滩，海沙如面粉般又白又细。朝海中走去，前进一百米，低头透过海水，可望到自己的脚趾。赵紫阳当年担任总理时，到海南视察，去牙龙湾，也要赞上一句“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
海南有黎、苗、回等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是黎族，达六十万之众，占当年全省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黎族人聚居在五指山区腹地和南部沿海一带，是海南岛的原住民。千百年来，黎族人保留下本民族的文化，建筑、服饰、语言、音乐、绘画、生活习俗等，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成为民族风情旅游不可多得的资源。
1988年6、7月间，庆祝海南建省的锣鼓鞭炮刚刚响过，海南省政府便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由省长梁湘任团长，省委书记许士杰任顾问，造访香港。许士杰在招待香港各界人士的酒会上致词，讲了一句听起来令人感到新鲜的话，他说：海南是全国土地面积最小的省份，但如果把它所辖的海洋面积包括进去，却是全国最大的省份。的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在南海标定的九段线，中国强行把南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海域，划归海南省所辖区域内，这就使得海南有着中国其他各省无法比拟的海洋领地，其面积之大，大过广褒辽阔的新疆。南海海洋生物数量和种类之多，居中国其他海域东、黄、渤海之首。海南有青澜、新村等大型鱼港，是重要的渔业基地，但生产手段，加工能力，都相当落后，其海产品，供应海南本省需求，尚嫌不足，更谈不上供应全国，远销世界了。
海南的矿产资源也是其他许多省所不具有。海南已探明具有开采价值的矿产达三十五种之多。除铁矿外，还有石油、煤、钛、水晶、金矿等。水晶矿的开采有近百年的历史，毛泽东水晶棺材的水晶便由海南供应。传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侵略者来不及运走掠夺的几百箱水晶，全部埋在地下，埋在何处？是海南建省初期人们希望破解的一个谜。值得一提的是，对海南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石油天然气资源，陆上有琼北油田，海上有海崖13-1气田。海崖13-1气田的天然气储量为约一千亿立方米，是当年中国所发现的最大气田。中国矿产冶金界无不晓得：海南还有一座全国品位最高的铁矿——昌江石碌铁矿，其矿砂含铁量近百分之七十，矿砂可以直接炼钢。石碌铁矿所产矿砂，经由东方县的八所港，直接运往宝钢和武钢。据80年代中期勘察预测，按当时的采掘速度，该铁矿的蕴藏量，至少可供开采五十年。海南的石碌铁矿，对于铁矿资源以贫矿为主的中国来讲，堪称瑰丽的珍宝。
责编：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