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海南有丰富的四大资源，富饶的海南却是极其贫穷落后。初到海南的人，看到如此富饶美丽的海南却生产力如此低下，大惑而不解。
198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乘车由三亚返回海口，路经五指山区。忽见前面山上一片火光。我惊呼：起火了！司机说：那是黎族人在春耕。所谓刀耕火种的“火”就是这样烧的。事后，我专门去了解海南刀耕火种的情形：一把火烧过以后，把山上野草烧成草木灰，便是上等肥料。黎族人手持一把弯刀，在地上刨一个坑，撒几粒种子，过后，就再也不到山上来了。夏天，禾苗借助草木灰的肥力与杂草一齐生长。秋季，人们再次来到山上，手持弯刀，拨开杂草，割下稻穗。当地人把刀耕火种长出的稻子叫山岚稻，山岚稻产量极低，一亩能收获几十斤，就算是高产田了。黎族人把山岚稻用于酿山岚米酒，好喝，上头，秋后黎族山区的公路旁，到处可见喝醉了酒躺在路边的黎人。
平原地区的汉人，耕作方式也先进不了多少。海南有的是牛，每到开耕时节，农民把一群牛赶进田里，从这头赶往那头，再从那头赶往这头，来回赶上几趟，就算是犁、耙田完毕。接着向田里直接撒下稻种，省下了育秧、插秧的环节，也不中耕，就等着收割季节到来。
建省前，海南的工业少得可怜。我查阅海南首府海口市的电话簿，见“工厂企业”一栏，仅二、三页，有一家橡胶厂、农机修理厂、手工艺品加工厂、建筑工程队，再就是加工椰子水的罐头厂。那时的海口电话只有四位号码。那么，海南丰富的自然资源谁来加工呢？原来全部运往大陆，一点也不留给海南。四大资源，插着四大吸血管，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把海南的血一滴不剩的吸吮得干干净净。
海南过去是省辖的行政区，区上有省，省上有中央。海南地处边防要地，中共建政以来，中央和省极少向海南投资，却把海南的资源和生产设施，直接控制起来，包括热带作物、渔业、林业、矿山、港口、海运、民航、铁路、金融、商业等等。建省前的海南，所谓企业指的都是中央直属企业和省属企业。全岛一百多间农场，种植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四个林场，管理着全岛的主要林区。这些农场、林场，全都是中央农林部或曾经的农垦部、生产建设兵团的直属企业。石碌铁矿是冶金部的，八所港和海运船队是交通部的，一段由当年日本人建造、与大陆不相连的破旧铁路，是铁道部的。甚至三亚风景区最好的鹿回头宾馆，也直属广东省委交际处，没有海南的份。
年复一年，海南的资源，被一车车、一船船运出岛外。上世纪50年代，海南有原始森林一千五百万亩，被疯狂砍伐，至1987年建省前只剩下五百七十万亩，多数为采伐后天然更新过来的次生林。盛产橡胶的海南，之所以只有几间小型橡胶加工厂，原因在于：海南只准加工当地农民种植收割的原胶，国营农场生产的大宗原胶，统统运到上海、天津等地加工。中国人有“捧着金饭碗要饭吃”一说，海南则是金饭碗被国家捧着吃大鱼大肉，老百姓不得不四处讨饭。你说这是吸血也罢，掠夺也罢，反正富饶而美丽的海南因此而贫穷落后了。
到海南工作之前，我曾多次到海南采访。有一次我住在五指山区黎寨一户生产队长家里。全寨房舍皆茅草搭成，队长家亦不例外。他家的炉灶由三块砖头支起，床上铺一层茅草算是褥子，盖的是一条破了几十个洞的毛毯，一支竹杆搭着全家的衣服。我估算了一下，他全家的财产，折成人民币，充其量不超过三十元。
生产队长的儿子每天到外面摘个生木瓜和采些野菜为我烧饭。肉有得吃，就像是茹毛饮血：黎族人满山遍野抓些青蛙、蚂蚱、老鼠、蛇等小动物，装进背篓，回家倒进一个洗米水缸里，沤上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吃了。平常舍不得吃，生产队长待我如上宾，我临走那天为我饯行，把这野味端了上来。我出于知识分子接受工农改造的阶级感情，硬着头皮吃了一口，实在忍不住，便跑开，把吃下的饭全部呕吐出来。
我所叙说的，虽然只是几个极端的例子，并非全岛到处都刀耕火种，茹毛饮血，但农业落后，工业凋敝，交通闭塞，人民群众生活困苦，无论生产还是生活，许多地方处于原始、半原始状态，却是建省前的海南，令人叹息的事实。
（九）
海南建大特区，首先要做的就是摆脱中国现行体制，拔除让海南贫穷落后的吸血管。一些原属中央的企业，划归省属。这还不够，还必须实行有别于在现行体制的特殊政策，起步从开发洋浦开始。
洋浦，是一个梦。海南大特区的开拓者、建设者，为梦幻成真，倾注了感情，付出了代价，甚至作出牺牲。
以梁湘省长为首的海南省政府，建省伊始，便着手描绘洋浦的建设蓝图，建立一个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基地，其中将洋浦港建成足以媲美湛江、黄浦的南海又一大港，一举解决对海南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问题。洋浦建设成功了，海南大特区的建设便成功了一半，全省经济起飞便指日可待；失败了，海南就会像没有跑道的飞机，没有铁轨的列车，难以指望快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海南大特区的建设者们、改革者们，魂兮梦兮萦绕着洋浦工程，而保守派们，处心积虑破坏洋浦工程的原因。围绕洋浦的斗争，实际上是推进海南大特区建设和阻扰乃至葬送海南大特区的斗争。
洋浦，地处海南岛西北端，儋县境内。我在海南工作期间，曾二次到洋浦。你不能不惊叹大自然给那里造就下的优越条件：整齐的海岸线，突然凹进一个辽阔的海湾，一条狭长的半岛，伸延开去，像一支手臂，把海湾抱在怀中。“手臂”是天然防波堤，任由堤外波浪滔天，堤内仍风平浪静。整个海湾，海水湛蓝，水深二十米以上，可建顺岸码头，可建离岸码头，停靠万吨以上的货轮。岸上，是大片荒芜而平坦的土地，多杂草、灌木、一丛丛的仙人掌，少人烟，无需大量搬迁居民，稍加平整，修好道路，通上水、电、电讯、上下水道，便可用于工业、商业、住宅建设。
当年的洋浦开发工程，包括二个部分：一是港口建设，这并非争论的焦点；二是紧挨着港口，向内陆延伸划出的面积三十平方公里的开发区。改革派与保守派，始而围绕着开发区建与不建，继而围绕着如何建，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地较量。双方都动了感情，都流露了各自的爱与恨，都展示了各自的力量和手段。
我不能不再度提到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六四屠杀后流落海外的许家屯先生。他是洋浦梦的造梦者之一。1987年上半年，致力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同时热心国家改革、开放的许家屯，受赵紫阳总书记委托，到海南考察。他向中央报告，不但建议海南独立建省，实行比深圳、珠海等特区更加特殊的政策，把海南建成一个大特区，而且建议重点开放洋浦，以洋浦带动整个海南。许先生知道，国家对经济特区历来是“只给政策不给钱”，给政策就好，许家屯建议把洋浦开发区包给外商，放手让外商经营，利用外商广泛的国际联系，引进外资，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兴建工厂、商店、住宅，把那片不毛之地，建成一座多功能、现代化的城市。许家屯还向海南省长梁湘推荐了承包、开发洋浦的外商——日本熊谷组香港公司董事长于元平先生。
许家屯的报告递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批转给赵紫阳，赵紫阳指示分管对外开放事务的国务委员谷牧，率领中央有关部、委、办的头头们，开赴海南作可行性研究。海南建省方案已定，没有异议，谈到洋浦开发，却产生分歧。反对者阵营非常强大。反对的理由是：把那一大片土地包给外商，岂不丧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片土地的主权！
又是主权！似乎改革、开放，必然卖国，唯有闭关自守，才叫爱国。这使人想起深圳开发初期的1982年，陈云抛出《租界的由来》文章，硬把特区比作晚清及民国初年的租界，诬指特区开发者为买办、卖国贼。在中国，凡改革者，总得在泥泞中跋涉，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沼，跌进深渊。“出卖主权”，就是保守派当年为深圳的开拓者，如今又为海南的开拓者设下的泥沼和深渊。然而，确有那么几个人，明知前路有没顶之危，粉身碎骨之险，仍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在乎一身泥巴，还是满身血迹。
梁湘是他们的带头人。他执拗地与反对者们辩论，从未消退对洋浦开发的坚持。海南建省不久，省政府就向国务院连续两次呈递洋浦开发实施方案，都被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压下，不批。一向沉不住气的梁湘，上京找李鹏理论，触犯了天颜，李鹏记恨在心。六四后粱湘惨遭整肃，李鹏毫不手软，非置于死地而后快。其实，仇恨的种子，早已因洋浦种下。
梁湘不甘心遥遥无期地等待。他常对人说：他们等得起，我年纪大了，等不起。他决心批准也上马，不批准也上马。他着手组织洋浦开发的工作班子，自任开发区领导小组组长，副省长邹尔康任副组长，调原三亚市长程浩任办公室主任。他说服熊谷组的于元平，拿出三百万港币，用作开发前期准备工作的费用。
根据省政府制定并上报中央的方案，洋浦所实行的开发政策，远比海南大特区更为特殊。三十平方公里开发区范围内，除政府部门、军队与军事设施、海关、边防稽查、税收、警局等机构外，全交由外商经营、管理，所需资金，皆由熊谷组负责筹措，国家无需出一分钱。开发区内的投资者，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开发工程分两步实施：第一步，平整土地、修筑道路、完善供电、通讯、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生活服务等设施，将三十平方公里生荒地，变成适用于各项建设的商品地；第二步，在已经开发的土地上，引进外资，兴办各项事业。开发区内，实行优惠税收政策，企业所得税仅15%，高科技、短缺门类的投资，头三年可获减免征收所得税。外商只有土地的承包、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承包期七十年，七十年后，土地及地面设施，由海南省人民政府收回，或另行谈判合作条件。洋浦开发区，把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水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级，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堪称一大创举。但它纯属对外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而已，与“租界”风马牛不相及，更不存在任何出卖国土、丧权辱国的问题。
当年，我主持的《海南日报》，热情支持和宣扬洋浦开发区。《海南日报》报道了洋浦开发方案的内容，引起巨大反响，仅日本、香港，就有数家大财团表示愿意投放钜资，参与其事。没想到，这也会招来保守派的指摘，说什么未经国务院批准，《海南日报》抢先向外发布，迫着中央表态云云，成了梁湘、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李鹏压下了洋浦开发方案，却从来没有闲着。1989年3月，在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李鹏一伙策动五位政协委员大会联合发言，言辞极为激烈地攻击洋浦开发方案，说是出卖国土，丧权辱国，在他们口中，洋浦开发者成了与袁世凯、汪精卫等同的窃国大盗。梁湘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五位发言的领头者，竟然是他的朋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当年曾受梁湘邀请出任深圳大学首任校长的张维。梁湘主持海南省政府工作后，诚挚邀请并陪同张维考察洋浦开发区，无保留介绍洋浦开发方案。真是人心叵测，梁湘没料到，所有的真诚，全部被张维用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向梁湘和洋浦开发方案发难。
《海南日报》驻京记者把张维等五人的发言稿急电与我，我立即上报省委、省政府。当时，梁湘、许士杰正在北京开人代会，留家的省领导们，没有人作出任何反应。梁湘横遭张维一记闷棍，顿时被打蒙了。他打算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为洋浦辩诬，被人劝止了。此时，梁湘颇为沮丧，张维的发言是对梁湘和洋浦开发的致命一击。接着，89民运和六四屠杀发生，改革派全军覆灭，梁湘下台，洋浦开发、海南大特区建设，在惨烈的攻击下，还没有展开，便宣告终结。
不久，国家海关总署专门发下一个通知，不仅针对洋浦，而且全面否定海南省制定实行特殊政策的《三十条》。其中，严格禁止海南进口的产品和海南进口零件组装的产品销往内地，致使总额达四亿多人民币的产品积压。时正值春末夏初多雨季节，公司产品损毁、报废、资金周转不灵，纷纷倒闭。海南省在艰难起步中，本来已十分脆弱的经济，面临崩溃了。更主要的，洋浦开发受挫，加上《三十条》被否定，海南大特区，几乎没有任何“特”字可言，与内地省份别无二致了。
也许屡经磨难，愈加不屈不饶，梁湘在下台之前，决心与李鹏再作一次抗争。他将洋浦开发案，托人辗转交给邓小平。他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盼望邓小平大笔一挥，洋浦起死回生。不久，邓小平的批示传达下来了，大意是：支持洋浦开发，希望早日动工。邓小平的批示，给正处于极度困苦中的海南打了一针强心剂。梁湘兴奋不已，所有参与开发洋浦的干部、群众都奔相走告，仿佛阴霾散尽，海南一片艳阳天。
从深圳到洋浦，我看到一个现象：改革者，总是天真而单纯，他们对保守势力的阴谋总是认知不足。洋浦之争，绝非仅仅一个洋浦开发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海南大特区建设是否成功。而海南的成功，其影响远远大于深圳，将会成为省一级大面积改革、开放的典范，对推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赵紫阳推动海南独立建省、建设大特区的初衷。保守派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破坏洋浦建设，其实着眼于全局，摧毁赵紫阳整个的改革蓝图。而改革派迟迟看不到这一点，或者看到了却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都说李鹏低能，其实不尽然，阻止洋浦开发的招数出人意表。当梁湘持有邓小平的批示，再次向他汇报洋浦开发实施方案时，他表面上不反对了，却提出一个不容改变的规则：“以项目带土地”。这是比不支持，不批准更为阴毒的一着。人们知道，洋浦要想引进外商投资，必须首先把三十平方公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开发出来，而绝不能先引进项目，再划给外商一块未经开发的土地。就好比建一幢公寓，应先开通道路、水电、电讯、下水道，有倒垃圾的地方，有生活服务设施，公寓才能住人；如果仅有一幢公寓的框架，房客进来，只能自己安装水电，无法做饭，不知道何处倒垃圾，不知道出门何处搭公车、买东西，公寓谁肯购买？“以项目带土地”，等于土地不准开发，项目引不进来，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外商，肯到一片无路、无水、无电、不通电话、无任何服务设施，满是砖石、杂草、仙人掌的土地上，投资盖工厂、开商店。李鹏小施计谋，就把邓小平的批示变成了一句空话，再一次把洋浦开发扼杀了，把梁湘和海南大特区建设者的洋浦之梦粉碎了。
在中共海南省委、省政府内部，梁湘常常显得孤立无援，早在海南省筹建之际，中央两派政治势力，都往海南安插自己的代理人。赵紫阳一派有梁湘、许士杰，李鹏一派有副书记刘剑锋、副省长鲍克明。后两人是进入海南大特区最高领导层的特区反对派。建省之初，百废待举，大家都很忙：梁湘忙于振兴经济，刘、鲍二人忙于拉关系，网络党羽，搜集梁湘的黑材料，向上呈报。许士杰辜负了赵紫阳的信任，丧失了原则，他先在两派之间搞平衡，后来干脆与刘、鲍沆瀣一气，在背后向梁湘放起冷箭来了。他们都明里支持，暗中反对洋浦工程。梁湘组建的洋浦开发领导小组，始终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地点，办公室主任程浩手下一个办事人员也没有。更有甚者，程浩作为正厅级干部，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工资该到何处去领，到89年6月，他整整八个月没领到薪水，靠老伴、孩子的收入维持生活。改革者的命运竟至如此，想起来，怎不叫人心酸、愤慨！
接下来无需赘述了。自然是六四屠杀发生，全国大倒退，梁湘深陷囹圄，李鹏一派把持了海南大局。熊谷组的于元平再也提不起投资洋浦的热情了。洋浦，还是那一片湛蓝的海湾，那一片荒芜的土地。
海南建省三年后，我在海外听到取代梁湘担任海南省长的刘剑锋宣布洋浦工程“可能动工”了。刘剑锋为中共红二代，来海南之前，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他一到海南便鼓吹，海南不必办大特区，只作为一般的省份建设便可。他惊人之举还有，梁湘下台后，他与另一个红二代、曾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鲍克明，为争当省长公开大打出手，上演了一出全武行，是中共建政以来首见。刘剑锋与鲍克明都是李鹏的发小，当保守派打败了改革派后，他们便要改换姿势，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扼杀改革开放。
如今的洋浦，还叫洋浦开发区，但与海南的其他地方并无区别了。
至于梁湘，据说他去世前常与人提起洋浦。还有六四后出走美国的许家屯，一提起洋浦，也有有无限感慨，不胜唏嘘。洋浦，仍然是他们的梦，一个破碎的梦。
（十）
而我，投身海南，除了和梁湘有着同样的洋浦梦和大特区梦，我还有自己的梦，那就是《海南日报》的新闻改革之梦。
那一年，我四十一岁，是全国最年轻的省报总编辑。我血气方刚，一心想干一番事业，实现多年的抱负。我从未细想，这个总编辑的位置，对我意味着什么。于是我便走上了悬崖，去跳新闻改革的“探戈”。
我坚信海南大特区需要有一张与众不同的报纸，应该实行一条“特殊”的办报方针。“特”在何处？我首先确认的《海南日报》办报方针是，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倡导的“人民性高于党性”。
我上任第三个月，便实施报纸的改版和扩版。《海南日报》由原来的每天出版对开两版改为四版再改为八版，成为1980年代全国仅有的六家八大版报纸之一。扩大的版面，用于增加新闻的信息量、增设读者来信、特区理论探讨、港台与国际副刊，及增设《椰风》、《海韵》两个知识性和文艺性副刊。扩版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使报纸能有更多的篇幅反应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提供给读者多元、丰富的资讯。
为了拓宽《海南日报》的国际视野，我向香港派遣了常驻记者，还打算向美国和欧洲派遣常驻记者。国家曾规定，只有中央一级的媒体可以到境外设立记者站或派遣常驻记者，我突破了这个规定。我找到时任香港新华社办公厅主任刘林，请求他帮助。刘林以《海南日报》为大特区报纸，非一般省报为由，帮助《海南日报》成为第一家向境外派遣常驻记者的省级报纸。
说到刘林，不妨多花几行笔墨。刘林的父亲是广东省一位厅级干部，是赵紫阳的至交。刘林从广州钢铁厂团委书记任上调深圳市委工作，工作出色获赏识，升迁为市委办公厅主任。梁湘下台后，继任者李灏清洗前任官员，刘林被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调去，任新华社和中共港澳工委办公厅主任。六四后，许家屯避祸于美国，梁湘遭整肃，不久我听说刘林被以间谍罪遭中共国安部逮捕。刘林成为外国间谍，令人匪夷所思。他都做了什么？无人知晓。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刘林在何处？是生还是死？人们一无所知。我希望有一天刘林间谍案能大白于天下，但这一天遥遥无期。
改版和刷新内容后的《海南日报》，不久就被国务院新闻总署评选为全国十大最佳党报之一。发行量由原来的三到五万份上升到十二万份到十五万份之间，还曾经突破十八万份。海南1988年只有六百万常住人口，按人均发行量，名列全国省报前茅。
《海南日报》的广告业务借海南建设大特区的势头，迅猛发展，那时要在《海南日报》上刊登广告，大约要排期三个月之久。人们说报社最牛的人，不是总编辑而是广告科长。
这其实算不得什么改革，只是为未来的改革所进行的试探性的改进，即使这种小幅度的改进，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
海口市中心有口大水塘，名叫西湖。市委、市政府领导长期漠视城市环境治理，使西湖垃圾铺满水面，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市容和市民健康。《海南日报》就此提出批评。见报不久，市委书记和市长就请我吃饭，饭桌上，书记软硬兼施，要求我今后报纸批评海口市的工作，务必先与他们打个招呼，手下留情。
琼山县县委书记，作风蛮横，对群众痛痒不闻不问。记者写了一篇稿，揭露县领导班子中的问题。稿件尚未见报，这位书记就闯进报社大吵大闹，让我处分那位记者，还说要到省委告我的状。
三亚市长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环境，在市区开展水、电、道路、通讯、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工程，遭到市委书记等一班人的反对。双方矛盾尖锐，市长被免职。我想派记者了解这位改革派市长的遭遇，却遭一位省委领导的阻挠。他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报纸不能唱反调。
《海南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一幅木刻作品——一位背向读者的裸体女人，旨在介绍流行世界的现代派艺术。第二天即遭到指责。此事还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提出讨论，一位省领导对我阴阳怪气：党的机关报怎么竟成了黄色小报！
1988年底，我想再突破。作为党报，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读者最不爱看的，是毫无新闻价值的外事活动消息，这些消息都必须发表在一版，按照官职的大小，安排在一版的固定位置，标题使用大小粗细不一的固定字体。我决心改一改，把省委、省政府领导一些并无实质内容的外事活动消息刊登到其他版面去。我知道这是冒险的举动。当那一天的报纸，我终于把一位副省长接见外宾的几行字放到第二版时，我对编辑们说：大家等着吧，省政府办公厅准有电话来。果然，上午九点一过，我的电话铃响了。这位副省长的秘书传达副省长的话，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想打击他？是不是想分裂省的领导班子？
报纸是党的工具，我也是党的工具。正如《人民日报》不是人民的，《工人日报》不是工人的，《文化报》不是文化人的，《政协报》不是政协的，统统是党的一样，大特区的党报也是属于党的。党宁愿让花花绿绿的“专治性病”的广告贴满大街的电线杆子和墙壁上，而不去管它，却不允许报纸有一时一刻脱离党的控制。此时，我不能不考虑，《海南日报》新闻改革的探戈该怎样跳下去。
我以为，办报，我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但我没意识到，在官场上，我是个低能儿。我整天整夜埋头在稿件和版面中，却不懂得，也没有时间去串书记和省长们的家门，更不愿意用报纸去奉承权势者。而在官场，我看到，凡仕途上有所进取者，哪一位不是“朝扣富儿门，夜逐肥马尘”？
自从我着手报纸的改革后，我就从来没有睡过安稳觉。每天淩晨四点钟报纸开印后下班回宿舍，躺下不久，天就亮了，我常常被电话铃吵醒。书记们，省长们，上班先看报纸，发现哪里不如他的意，便打电话来批评了，而且都是以党的名义。我不胜其烦，难道我以人民的名义做了点报纸改革，就这样难容于党！？
难容于党并随之幻灭的，还有我在海南极力推动的“私人办报”。
海南建省之初，海南中共当局最高领导人提出：允许私人办报。私人办报犹如彗星掠过夜空，划出了一道耀眼的光，叫人惊叹。
提出这个大胆政策的，是中共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但最早触及这个话题的是我与许士杰的一次非正式谈话。在建省初期的那一次谈话中，我问许士杰：邓小平曾说，‘海南大特区除了国民党旗不准挂，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既然如此，那么海南是否允许私人办报？许士杰没有出声，但他点了点头。不久许士杰在建省后的一次阐述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会议上，语惊四座，说：海南将考虑允许私人办报。相信许士杰并不是因为受我的启发而提出海南私人办报的大政策。按许士杰稳健的处世作风，他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他的话来头是什么？是邓小平那句海南“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谈话吗？不得而知。不过，既然邓小平有话在先，海南允许私人办报，当不在话下。
在以后的几次公开场合上，许士杰在被问到私人办报的问题时，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在1988年4月举行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许还肯定：海南将允许私人办报。不过，此时他留了点余地，加了一句：将请示中央批准。
海南将允许私人办报的政策，触动了国内外新闻界人士兴奋点，为此到海南探路者络绎不绝。我身兼海南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探路者首先都来找我。其中有原新华通讯社副社长、离休在家的李普先生。他请我代为发个电报给《新观察》杂志总编辑戈扬大姐，请她即赴海南，商量创办私人报纸或杂志的大计。
前中华民国中央通讯社记者、旅居美国的老报人赵浩生先生也来了，他十分认真地向我表达对私人办报的高度兴趣。他表示，如果这项政策是真的，确定无疑，他把海外新闻同仁拉进海南办一份报纸的意愿十分强烈。
我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新闻界工作了二十多年，深知此事非同小可。“枪杆子”、“笔杆子”，要从共产党手中拿走其中一杆子，哪怕拿走一点点，无疑是中国新闻改革逆天的大事。所以，我虽对私人办报，也倍感兴奋，愿全力促其实现，但对其前景，不敢乐观。
不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位姓杨的副署长到海南，我问他：私人办报果真能获中央批准？他回答：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又过了不久，许士杰到北京向赵紫阳汇报工作，当请示海南是否可以允许私人办报时，赵紫阳说：你们不要自找麻烦了。
从此，对私人办报的事，许士杰便再也没有在任何场合、向任何人说起了。
后来，海外老报人赵浩生先生又来海南问我私人办报的下文，我引述赵紫阳的话对他说：你不要自找麻烦了。而戈扬大姐，一直没有到海南来；李普先生，也不见了踪影。
海南允许私人办报的政策，还未正式出台，便无声无息。然而，在海南，确实出现了那么几分党的色彩极淡，独立媒体色彩极浓的报纸和刊物。
首先是《海南日报》属下的《海南特区报》，一张对开的大型周报。所谓 “属下”，仅仅是名义上的 “挂靠” 而已。该报由来自浙江省的一位新闻工作者自筹资金创办，他自任总编辑，我挂名社长。我这位挂名社长是做给别人看的，以示 “此地无银三百两” ，表明由党报总编辑任社长，该报姓“党”而非姓“私”。其实，从办报方针到稿件取舍、版面安排，我从不干预，反而鼓励他们办出与《海南日报》不同的特色来。我虽然挂名社长 ，却要担负起了该报宣传“失误”的责任。为了实现私人办报，为了保护这家私人报纸，我甘愿承担这个责任。1988年下半年，《海南特区报》刊登“台湾经验”，遭国家新闻总署通报批评，差点被勒令“停刊整顿”，我这个挂名“社长”向新闻总署和省委交上我的检讨。
另一家是《海南开发报》，也是对开大型周报。该报由海南作家协会一位诗人承包。私人承包一份报纸，在全国尚属首例。《海南开发报》创办以来，麻烦多多：用的是议价纸，财务负担沉重。省委宣传部三天两头找他们的岔子。那位诗人却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报纸办得很受欢迎。六四屠杀后，全国新闻界大整顿，该报也不改其大胆风格，中共十四大前，发表了禁书《历史的潮流》中的文章，在全国引起震动。后来，《海南开发报》被取消刊号，开发中的海南不再有《海南开发报》。
还有一份是由来自湖南省著名作家韩少功创办的《热岛》杂志。那是一份政论性与文艺性兼备的月刊，大胆而尖锐，趣味盎然，风行全国。许多稿件涉入了中共的禁区，六四后被迫停刊。韩少功返回湖南。
我作为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处心积虑想为这几份带有私人色彩的报刊在海南争一席之地，却总难如愿。六四后，我也惨遭整肃，私人办报的宏愿于是化为泡影。
《海南日报》办报方针的变革和私人办报的挫败，使我不得不考虑避开新闻改革最敏感的领域，而将改革的重点转向对报纸实行企业化管理，建立一个报业集团。
在中国大陆，报纸，尤其是党的机关报，历来是党管、党营，财政上则是“统筹收支”，即盈利全数上缴国库，亏损由国家补贴。党不承认报纸也是商品，至少具有商品的属性。不承认报纸的运作也是一种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活动。党把报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限制在政治的范畴之内。报社的工作人员，吃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吃不饱，饿不着。然而只要国家不给钱，报社的事业就休想发展。
我接手时的《海南日报》，是我所见到的办报手段最落后、管理最混乱的报纸。编辑部、印刷厂设备陈旧、破烂，职工住房拥挤、生活福利低下。编辑、记者、工人以及行政人员无精打采，报社每年靠财政补贴三百万人民币过日子，没有人想要去改变现状。
我把报社的情况向粱湘省长汇报，提出对报社实行企业化管理的设想，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梁湘指示我，一年之内扭亏为盈。与此同时，一个建立“报业集团”的构想便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现在，中国各省，都有若干个报业集团，而在1988年，“报业集团”这个词，人们听都没有听说过，我是全国第一个提出建立报业集团的报社总编辑。
我的构想是：三年之内，以《海南日报》为主体，让这个主体生出两翼：一翼派生出新的报纸、杂志，形成一个报系；另一翼则是组建若干家公司，形成报纸以外的经济实力。在我的构想中，未来的报业集团，还将拥有中国一流的海南日报交响乐团，和能够参加国内甲级联赛与国际比赛的海南日报足球队。为此我邀请前来海南筹办省歌舞团的歌唱家郭颂来参与交响乐团的筹办；我还着手与省体育部门交涉，请他们支持我组建一只海南日报足球队。此外，我还打算《海南日报》与海南大学合作，开办新闻学院，为海南大特区培养具有学士和硕士学位的新闻人才。
为了使报社同仁接受我建立报业集团的构想，我在报社内大力宣讲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同时也是信息传播工具；报纸具有商品的属性，报社也是企业，不能再吃国家的大锅饭，要自负盈亏。我的理念得到报社上下的认同和支持，一个对报业集团的憧憬，也在每一位采编人员和职工脑袋里出现。
到1988年底，海南日报社的其中一翼长出来了。我们不但创办起《海南特区报》和《大特区》杂志，并积极筹办《海南新闻出版社》。另一翼同时生长：创办了一家“海南新闻实业公司”和一家“海南国际影业公司”。
扭亏为盈实现了。1988年终结算，报社盈利六百万元人民币，《海南日报》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不要国家补贴过日子。所赢得的利润，全部投入到更新旧设备、改善工作环境、兴建职工宿舍和提高职工福利待遇中去。到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我被撤职时止，《海南日报》淘汰了手工铅字排版和铸板工序，实行了植字、排版、制版电脑化，是当时全国实现电脑制版为数不多的几家报纸之一。
十七层高的职工宿舍大楼动工兴建。报社工作人员的平均收入水准提高了一百九十元，增长一倍多。整个报社面貌一新，大家都觉得，走报业集团的路子，《海南日报》有奔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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